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来源：职称阁分类：政法论文时间：2020-06-07 10:14热度：

　　哲学领域中的问题意识对待抽象问题尤其是本体问题的关怀程度与对待现实世界的实践态度形成反比，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哲学体系在问题域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的问题意识实践性和传统哲学发展的包容性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通创造了条件。建立在实践性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域的同时也基于中国实践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突破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关键词]问题意识;问题域;中国哲学;实践传统

　　问题域的概念最初来自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所论述的一种范式，俞吾金将这一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解释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都是通过问题域这种存在方式来构建自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也就是一个问题域，而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1](P48)通常来说，就是“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个学科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更多地体现了研究者或研究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对比和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逻辑得以从三个方面得到阐释，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的实践性、中国哲学的实践传统和包容性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从经典到现实的跨越。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从形而上学到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对西方经典哲学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体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对逻辑的思辨，二是对概念的抽象。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从智者学派开始，不论何种流派的哲学家，都绕不过某些“核心”的命题，于是关注“彼岸”的目光要比关注“此岸”的目光聚焦得多。在经历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者的破坏后，上述西方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被进一步发挥到极致，康德和黑格尔在本质上也都对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行了重塑和巩固。正是基于这一前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过程才不至于变成对旧的哲学大厦的修缮和增筑，而是另起一幢高楼。虽然不同流派不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特征加上近几百年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演进，很快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另一个泥沼，世界观的部分被淡化，方法论的属性被加强，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天生用来指导社会现实的工具性学说，而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对某些“基本问题”的关注。而这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关键之处，从开始马克思就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在西方哲学固有的问题域中进行探索的，如:他在1841年4月的博士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着手分析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性。而后这种问题意识逐步清晰明确起来，进一步演变为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从对传统本体论的理论批判进而揭露其现实社会根源，指出只有消除这种根源才能彻底克服传统本体论的弊病，从而在批判传统本体论以及当时的现实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本体论乃至整个哲学的实践转向。”[2]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的实践性推动了其问题域的转换。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相比黑格尔有五项最重要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思想酵素”:“一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参与、体验和理论总结;二是马克思对从希腊到德国的、以理性和自由的追求为特征的哲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三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著作的解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四是马克思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五是马克思对非欧社会(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农村公社、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等)的研究。……这些思想酵素表明，马克思的问题域与黑格尔的问题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1](P55)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P3)由于拥有这些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的“思想酵素”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来源，再加上理论创建者自身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超越。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从而得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断裂论”。一方面，马克思的“总问题”确实与黑格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实际上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这也导致了二者不单单是在本体论立场的分离，而且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视域与卢卡奇黑格尔主义的视域不同引发的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结论的差异，也是问题域转换带来立场转变的例证。

　　二、中国哲学的原生形态:实践性与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更多的现实关怀。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对现实世界的关怀程度明显要较西方强了很多，使得“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4](P27)作为“内儒外法”的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P1088)的“三不朽”论，而秉持着“入世”态度的儒家学说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如公孙龙之名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就远不及希腊以普罗泰格拉为首的智者学派(或称诡辩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来得深远，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并未发展出系统的形而上学的语言逻辑哲学，但涉及国家、政治、民生、教育、宗族和器物制度的著述内容却十分丰富，与西方世界不同，中国哲学家目的明确，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理论最终要回归现实。即便有论及天、道、理、气等本体(本根)论概念的部分，最终也不能避免成为政治的附庸，儒家理学和阴阳家五行之说即在此列。从认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这些差别同样可以归结于问题意识的不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都是对某一核心问题不同程度的关怀。在宗教力量发达的地区，人们需要一种自圆其说的哲学理论来支持精神信仰的产生;而在世俗力量占据主导的地方，哲学的工具性与现实性会更加凸显出来。传统哲学的发展伴随着多重问题意识的融合。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各种学说、思想和哲学流派各自争鸣，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在聚焦不同的问题，从而产生了问题域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说它们各自为营毫不相干，而是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体现在传统的“援佛入道”“三教合一”等方法上，也体现在传统哲学的现代解释中，如可以用逻辑学的系统来解释儒家的知识，发现阴阳学说中蕴藏的原始辩证唯物思想等。事实上这样的交叉互动在许多学科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十分普遍，通过某一学科的方法和系统来解释说明另一学科中的问题，或常见的在某种视域下的问题研究。同理，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完成对黑格尔问题域的转换，且这种转换是在立场转变之前，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交互作用。但单纯理论上的交互并不足以保证认识的正确性，问题意识所充当的角色也不仅仅是反映现实需要，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意识应当具有关注现实和总结现实的特征，问题域的界定和转换也不是简单的理论式的推导，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在拥有真正问题意识的主体的自由思考和理论交互下产生的。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言，一种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新的问题域出现意味着主客体同时发生作用、理论与实际真正紧密结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制也得以在实践的原则下进行，这即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经典到现实的理论建构

　　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拥有了建构同一问题域的要求和条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域范畴，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现实层面出发，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构想理论逻辑和现实层面存在一定落差。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为例，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社会矛盾对社会主义提出基本构想:第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形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而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两个构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充分必要条件，即第一个构想是第二个构想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构想是第一个构想的必然结果。但逻辑上紧密联系的两个构想，却面临着同现实分离的情况。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现实社会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就进行了有效的转化和突破。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构想的突破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首先，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代表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对第一个构想的突破，这一突破的实践与逻辑的依据是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在历史前提上有重大差异，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理，对现实社会主义而言，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不存在———第二构想也并非必然存在。现实社会主义原来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所构想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构想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严密而科学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次，两次突破不是对两个基本构想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自身的活力和生产力也正是在这两次突破中焕发和展现出来。没有第一次突破，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没有第二次突破，不可能出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局面。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不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用俞吾金评价科学发展观的话来说就是“要言之，科学发展观不但蕴含着它必定要加以关注的整个问题域，而且它的作用就是指导我们成功地把握并穿越整个问题域”。[6](P3)同样的表述可以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利用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现实层面的转化和突破，这不仅仅是从学术角度需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7]十九大以来，这种问题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加强，尤其是对我国进入新时代和对基本矛盾转变的重要定义，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认识层面上的重要突破，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在问题域上的扩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问题域的转化———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欧阳康，张明仓.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2，(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6]俞吾金.穿越问题域:科学发展观重大理论问题探要[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

　　作者：杨越

文章名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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