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推官司法监察

来源：职称阁分类：政法论文时间：2020-06-07 09:51热度：

　　明代府级官员包括知府、通判、同知、推官等，他们除了日常的行政、司法职能之外，还负有监督、考察州县属官、胥吏等地方基层官吏和豪滑的监察职能。其中推官作为一府佐贰官主掌刑名，以往学界关于明代推官一职研究并不多，且多数集中在推官本人的法律素养及著名推官留下的判牍集方面。通过探讨推官这一佐贰官的选任和职责范围，探析明代推官司法监察职能的行使，着重研究推官通过审判具体刑名案件，实现对地方吏员的监察，纠察贪官污吏，为当代地方纪检监察制度提供一些借鉴思路。

明代推官司法监察

　　关键词:明代;府;推官;司法;监察

　　明初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着手整顿地方行政区划，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本区域内的行政事务;在承宣布政使司下，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州)二级。根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明朝共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一百四十个府。在众多地方行政机构中，府作为直接承接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机构，一方面对掌握一省政令的承宣布政使司负责;另一方面，府也会直接沟通面对州、县官员胥吏和百姓。为维持日常行政事务，各府一般设正官一员为知府，同时又设同知、通判、推官三职负责日常具体事务。府的最高长官是知府，在知府之下，通常又设推官一职。不同于“清军匠”的同知、“管部粮”的通判，根据鲁论《仕学全书》中的记载:“推官，理刑名。按院出巡，例委查核外府钱粮、刑狱，访察吏胥奸弊。故推官之权，较同知、通判特重。”推官一般没有兼职，专掌刑名，不予他政，作为基层司法官吏负责审判具体案件。

　　一、推官的选任

　　根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可见推官的选任，存在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的现象，但其主要仍归进士、举人和贡生出身。要求不但具有扎实的刑名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的司法审判实践经验，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推官任职的门槛，只有具备高素质的学子官员才能够胜任。推官具体的选拔途径可归为两类，分别是常规选拔与特殊选拔。

　　(一)常规选拔———进士

　　常规选拔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新科进士正是担任推官的最主要人选。“二甲进士在内除主事，在外除知州;三甲在内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舍人、行人等官，在外除推官、知县。”由此可见，明朝通过科举考试后的进士们，一部分人是可以外派到地方(府)，担任推官一职的。此外，还根据《明宪宗实录》的记载:“礼科给事中黄麟言:国家旧制，进士必办事于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然后从吏部选用。”也就是说，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们，还要再次通过六部衙门的观政历程，考核通过，才能够整整走上官场。而在进士观政的过程中，新科进士们不仅需要熟悉刑名知识、认真讲读律令，牢固掌握理论知识，“不通律法，不可以从政”;此外还要学习官员的日常行政事务，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因此，观政也是进士获取刑名知识，培养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除了最终授官任职时的考核，观政进士们还须定期考核。“每月俱听堂上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选用。”观政过程中的表现，对日后正式任官是有影响的。如天启二年(1622年)，祁彪佳20岁即高中进士，第二年外派到福建兴化府担任推官，就是通过这种常规的选拔途径进入官场的。实际上，明代进士观政制度的推行，只是提前对官员进行一定期限的就职培训，增加做官的经验知识，而非真正的政府官员。只有待观政时期结束后，顺利授官才是官场人生的正式开始。

　　(二)特殊选拔———举人、贡生

　　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选拔途径，推官选授的人选主要是举人和贡生。明代举贡地位较进士为低。“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也就是说，举人和贡生是可以通过考试选授推官。根据学子不同的出身，又可分为两种方式。1.听选。作为古代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和高等学府，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能够进入国子监学习，其自身必然具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从洪武年间开始，举人、贡生会被分到官府各衙门进行“拨历”。只有顺利完成拨历，并且最终通过考核，才能出仕做官。明代监生在完成课业、结束拨历之后，就可以在吏部登记、申请选官。“凡监生入选，分北监南监、正行杂行，每两月一次，考试选用。或有急缺，不拘时月。”而具体官职的选授，则会依据考试结果的不同，以及举人、贡生身份的不同而分别进行:其中司务、孔目、知州、京知县和京推官都仅限于举人出身学子;而府通判、推官和知县则是允许二者均可担任[1]。2.拣选。拣选作为文官铨选任官的一种，是指从科贡监生中选员补足府佐、州县正官的情况。《万历会典》中有载:“凡拣选。成化二年(1466年)提准，每朝觐年后，府佐、州县正官员缺，将科、贡监生挨次未及”者拣选除补。作为一种针对地方亲民官的特殊铨选，“先期提请大约拟选人数，举人二分，岁贡一分，司拣备取，然后堂练，据年貌器度相应，当日列名示知，纳卷弥封，赴堂考试，照序举人选府同知、知州、通判、推官、知县，岁贡选通判、推官、知县、州县佐贰。”推官作为一府佐贰官，亦可通过拣选选拔官员。由此可见，进士、举人和贡生在拨历或观政的过程中，通过法律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刑名知识，为以后他们正式除官做好准备。

　　二、推官的司法职责

　　明代推官专司刑名。洪武三年(1370年)，监察御史郑沂上疏，以“人命至重，古人所矜”为由，请求天下各府设推官一员“专掌刑名，不预他政”，减轻知府政务压力，以此提高地方司法资源利用效率，如此才能“庶责有所归而人无冤抑”。太祖朱元璋准许。以此明确了推官一职“专理刑名”的职责，主要负责府级机构具体案件的审理。

　　(一)初审刑名案件

　　明朝府、州、县作为刑名案件进行初审的司法机构，府级由推官亲自审理百姓直接告诉的刑名案件。祁彪佳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的进士出身，第二年被外派至福建兴化府担任推官，任职期间，他将自己听审的案件汇总辑录，形成《莆阳谳牍》流传下来。其中有案件注明“本府”字样的案件就是推官初审的案件，比如“本府一件毁巢杀命事(宋祖熹)”“本府一件势佔事(杖罪蔡鸣益)”。在有些案件后面又会同时注明本案的审判结果，包括刑罚手段和对象。因为府只能处理杖罪以下的案件，所以可以看到，在标明“本府”的案件中，刑罚结果主要是以杖刑和笞刑为主;对于其他可能判徒刑以上的案件，则需要上报至按察司和巡按御史处进行复核;另有重大死刑案件的，更需要上报至中央政府，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联合会审，并将最终结果呈报皇帝勾决。故而，府作为承接百姓杖刑以下案件的初审机关，主要是由推官对案件进行直接审理的。

　　(二)审查上级批发案件

　　“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政府不支持越级起诉。因而，府的上级机关布政司和按察司及其派出机构即分守道、分巡道，以及察院即巡按御史等机构，可以接受百姓的词状，但却不能亲自审理案件，须将案件下发至府、州、县进行初审。《莆阳讞牍》中辑录的“分守道一起夫命事(杖罪张崇熙)”“分巡道一件土王杀命事”等。对于此类案件，推官作为古代司法体系的最下层，在审理案件后，还需将案件结果上报给当初批发下案件的上级机构进行复核，上级机关如果认为案件审理不合适，就会发回，让推官重审。推官负责刑政事务，具体说来也就是笞、杖、徒、流、死五刑相关案件。根据刑罚轻重的不同，明朝杖罪以下的案件，由府直接进行审决;对于可能判徒刑以上的案件还得上报按察司，再由按察司审转达刑部，由刑部进行处理。涉及官吏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等特殊身份犯的案件时，案件审理要由下而上逐级层报，由府上报至御史，再由巡按汇送都察院。对于案情错综复杂的，复审之时须得仔细辨析案情、质讯犯证、核实情罪[2]。

　　(三)复核州、县案件

　　州、县作为古代地方司法的基层组织机构，其初审的案件还要上报给府级机关进行审查复核。《莆阳讞牍》中“莆田县监一起打死人命事(依卑幼殴本宗小功兄死者律斩决不待时已奉决单重犯一名郭光壁)”“县词一起欺孤献劫事(陆县丞申缴方定告方朝庠等)”即为经州、县初审后，交给府级推官复核的案件。对府而言，虽然下辖州县数量不同，各县的情况又有差异，但杖罪以上的案件都需要送至府复审。当遇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断案的情况时，难免造成疑案迟延审判，久拖未决不仅浪费司法资源，嫌犯积压还会造成狱满为患的严重后果。为了提高案件审判效率，面对可能判刑较重的案件，州县会上报至府，由府进行复核，提高案件审判准确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府级官员中负责具体刑名案件审理的，正是推官。面对数量众多，包含百姓直诉、州县上报复审和上级批发的案件，知府忙于日常地方政务，无法脱身，必然需要掌握专门刑名知识的官员来负责专门审理案件，这就是明代设府推官专掌刑名的缘由。

　　三、推官的监察职责

　　明代对推官职掌一般都说是“理刑名、赞计典”。也就是说，推官作为一名司法官吏，主要职责是审理案件。但除此之外，出于司法审判的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推官实际上还负有一定的监察职能，或者说是司法监督职能，自明代中叶开始，御史巡按制度逐渐盛行，在御史例行巡查地方时，由于人手不足，御史本人对地方事务了解不够，各府推官实际上已非“不预他政”，往往还会协助巡按查办他府钱粮、刑狱事件，且以核办刑名事件为主，这种协助工作并未超出其职权范围。虽然推官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为巡按所调用，协助办理地方事务。但实际上，推官协助巡按并非兼职，这同样也是在执行其本职工作，而且还能通过司法审查具体刑名案件实现一定的监察职能。

　　(一)监察官吏

　　推官“理刑名、赞计典”，除主管刑狱案件之外，还会参与到对辖区官吏每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之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之楷模”的袁可立，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正是推官通过审理案件行使司法监察职能的典型代表。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高中进士，后外授苏州府推官一职。任职期间，他不畏强权、兢兢业业，平反了大量的冤案疑狱。当时，苏州政务主要由应天巡抚李涞和知府石昆玉共同执掌，由于分属不同利益集团，二人之间冲突矛盾不断。万历十九年(1591年)，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触动了李涞的利益，李涞转而诬告石昆玉有罪，上书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对于其中恩怨是非，苏州地方官吏都十分清楚，但出于惧怕，无人敢站出来为石昆玉伸冤。在“同列为缩项”的情况下，袁可立凛然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他亲自担任主审官，在李涞和众多官吏面前大声宣读判词，“中丞(李涞)愧甚，举屏自障”，义正言辞地要求追究李涞的责任，经此一击，李涞不得不自劾去职[3]。袁可立以卑斗尊，并最终成功弹劾，不可不谓之“推官之楷模”。

　　(二)监察吏胥

　　在明代府衙中办理公务的，除了知府、通判、同知、推官这些正佐官以及一些杂职官之外，还存在一些没有品级，却接受正佐官、杂职官命令，具体执行一府事务的人员。明代史料常称呼他们为“吏胥”“胥吏”。这类人实际上又分为两种，一为吏员，是指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并遵照官员的命令，处理、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如衙门里的书吏。另一类就是皂隶、胥役，俗称衙役，他们主要负责跑腿办事，如抓捕犯人的捕快。吏胥是维护国家机器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他们与官员系统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要是由平民作为职役考取或招募，而不是官员科举出身，他们的出路狭窄，除极少数人能出任小官之外，大部分吏胥最终会退役为民，为时论所轻。他们虽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手中掌握了具体事务的操作权，征集赋税、征发徭役、书写文书、管理刑狱等[4]。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署汲辉二邑篆时方旱蝗，漕谷于家为糜，以饲饿者，繁盗七人，六出讐口，吏锻入之君得其实劾吏而出六人于狱。”[5]时值旱灾、蝗灾肆虐，粮食短缺，而负责看管粮库的库吏又监守自盗，时任卫辉府推官的邢继本查明后依法向上劾奏，严惩了违法胥吏。又如嘉靖年间，台州府推官张啸，发现官吏仓库的库吏耗米，“仓吏耗未将鬻女以偿”[6]，于是“为其赎”，实际上起到了监察吏胥的职能。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掌握文书事务的吏员极易在文书上做手脚、增减文书，与豪民相勾结诬陷良善、释放奸民、故意出入人罪制造冤案，谋取私利;负责跑腿的皂隶极有可能中饱私囊，如负责看守仓库的库吏，利用职务之便，肆机侵吞仓库的财物，危害一方。因此政府有监督吏胥的必要性。监督吏胥，防止他们徇私舞弊、祸害百姓。府官，管理许多吏胥，因此，府官负有监督吏胥的职责，淘汰、惩黜奸吏，以预防吏胥犯罪。

　　(三)监察豪民

　　豪民之所以成为监察的对象，首先，豪民是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一个群体。太祖皇帝曾有“富民，多豪强”之语。他们占有大量田产，却无意承担赋役，勾结吏胥，隐瞒田产，将赋役转移到贫苦百姓身上，恃强凌弱，与政府争利，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而且豪民还会放贷以收取巨额利息，一旦百姓还不上就以子女或田产抵债。在乡间，欺凌小民，武断乡曲，操纵刑狱。其次，在政治上，豪民还会与地方官府相勾结，将势力深入政府行政领域，破坏司法公正，干涉地方行政，和基层官吏沆灌一气，权钱交易，以此获得更大的利益，逐渐成为地方吏治的一大隐患。地方豪民欺民罢市，横行乡里。同州有一富民，杀死了家中女奴，女奴的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审理这个案件，录事参军偏于富民，反过来告其父母共杀女奴，罪应死。时任同州推官的钱若水，对这个案件有所怀疑，经过调查后查明了案情，说道:“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耳论功，非本心也。”[7]足见钱若水身为推官公正严明司法的意志。明朝末年，政局动荡，社会紊乱，长沙等地多盗，时任长沙推官的蔡道宪“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8]，查明当地豪民勾结贼盗，抢劫富户，收敛钱财，“道宪先治而后启王”，以推官之职行监察之能。从推官与其他官员、吏胥、豪民的关系可以看出，推官的司法监察职能具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官拥有不同的监察权力。虽有监察属吏、豪民的实践，但实际上多是通过“断狱”，即审理具体案件这一途径来实现的。作为“理刑名、赞计典”的佐贰官，推官的监察职能并不十分突出，其职能更多还是审理刑名案件。

　　四、对当代纪检监察官员的启示

　　官吏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政治概念，是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并享有一定特权的社会集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中各个方面的严格变化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去向:一切为皇帝服务，一切向着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皇权、巩固大一统局面的方向发展。各级政府机构与职官的权限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缩减，各种权利越来越集中于中央乃至皇帝一人之手。由此便出现了各级机构重叠臃肿的情况;而官吏人数更是与日俱增，彼此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视。明代推官作为府级佐贰官，分管地方具体刑政事务，在巡按御史执行巡查任务之时，往往伴其左右，弥补御史对地方事务了解不充分的缺点，协助御史纠察官员胥吏。

　　(一)必须重视纪检监察官员的选任

　　所谓“选任”，应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为“选”，即国家所需要的的人才被发现。古代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国子监招生途径得以实现;科举自不用说，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才可以进入官场;而且明代规定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此外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也可由中书省闻奏入学。较高的学业出身，为日后官员顺利进入官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今社会选拔优秀纪检监察官员，更应该重视官员的选拔，处在党风廉政建设第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首先自身就要具备较高的道德操守，只有先律己，然后方可做人。第二为“任”，所需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官员队伍建设，尽快建立严格有序、切实可行的监察人员选任制度，科学合理地配置人才，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必须重视纪检监察官员的业务能力

　　明朝统治者在选任监察官员时，不仅要求其据有丰富的刑名专业知识，而且还特别要求一定的实际工作经历。这一点对我国当代纪检监察官员的选任颇有借鉴意义。明朝要求进士、举贡出身为基本，此外还要经过观政、拨历、外派任职等过程，熟悉掌握并运用刑名知识审理案件。当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纪检监察工作也需要随之变化。面对现实生活中复杂繁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具备高质量的业务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纪检监察工作。

　　(三)必须重视纪检监察官员的政治素养

　　提升政治理论素养，必须坚定政治素养。古代中国提倡“忠君爱国”，将维护皇权统治作为官员立身的根本，家国一体，维护国家利益是最基本的要求。明代统治者重视加强专制，选拔监察官吏，更是要求必须“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在当代中国，重视健全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国;将爱党爱国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必须放在首位，坚定的政治信仰更是明确价值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发展壮大纪检监察官员队伍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

　　五、结语

　　官吏是政府的产物，政府是国家的产物，而官吏、政府、国家，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对立的产物。明代推官作为国家地方专司刑名的官吏，其职能主要是以司法为主，还辅之以监察职能。他主掌刑狱，“理刑名、赞计典”，身为一府佐贰官，对刑名案件的审理以及对官员、吏胥、豪民的监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推官的独特的选任途径、司法和监察职能进行研宄，深入了解推官这一官职的具体内容，对当今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完善纪检监察制度，提髙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素养和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吴艳红.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33—47.

　　[2]郭润涛.明代的推官[J].文史知识，2015(9):82—86.

　　[3]谢志伟，袁可立.有胆有识有奇谋[J].海峡通讯，2013(10):64.

　　[4]杨莹.明代府官行政监督职能研究[D].云南:云南大学，2017:40.

　　[5]王樵.方麓集:卷十[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黄甫汸.黄甫司勲集:卷五十三[M].钦定四库全书本.

　　[7]陈献章.白沙子[M]:卷三.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嘉靖刻本.

　　[8]蔡忠烈公遗集[M].蔡道宪，篆.邓显鹤，辑.清道光十六年邓显鹤刻本.

　　作者：庞蕾袁兆春

文章名称：明代推官司法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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