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扩张两面性经济论文

来源：职称阁分类：经济论文时间：2019-07-24 18:39热度：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摄性和核心性的主导逻辑，信用内植于商品交换和资本增值的“价值扩张体系之中”，并伴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演变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两面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包括商品在内的一切生产都从属于资本逻辑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不会被限制在市场的界限之内，而是将市场的界限看作不过是必须克服的障碍。资本逻辑是经济危机的始源性致因，信用扩张是经济危机的集成性要因，对二者现代形态的辩证批判是廓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棱镜，也是预防和化解经济危机通达更高发展未来的现实性的可行方案。

信用扩张两面性经济论文

　　关键词:资本逻辑;资本增值;信用制度;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和起统摄作用的根本逻辑，对其进行批判、驾驭和超越，是中国经济通达更高发展未来的关键路径。信用内植于商品交换和资本逻辑的“价值扩张体系之中”，是贯彻、实现和扬弃资本逻辑的重要支点。对其进行剖析，一方面，能够真正识别和透视资本逻辑;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对其历史性和动态性的考察，找准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恰贴点，从而构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特色之路。资本逻辑是经济危机的始源性致因，信用扩张是经济危机的集成性要因，对二者现代形态的辩证批判是廓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棱镜，也是预防和化解经济危机的现实性的可行方案。

　　一、资本逻辑与潜藏的危机

　　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在运动中生成、生长和扬弃。资本的生成即形成过程始于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历史沉淀和价值凝结，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即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发价值的自身分开来，自行增殖着……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①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这种增值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在商品市场上寻觅到了“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①的劳动力商品，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本质上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因为“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它就什么也不是”②。劳动力成为商品赋予了货币“自体再生”的能力，从而通过运动和价值转化，使货币羽化和升腾为自动的价值主体并被灌注了独立的、自主的“意识”，从而使“货币的运动”和“货币的货币”进阶为“资本的运动”和“资本的货币”。资本的生长和运动首先聚焦于资本扩张。具体而言，资本逻辑的展开首先表现为资本吮吸活劳动和并吞其他生产要素。价值增值是资本逻辑的生命线和准则，劳动力、分工、机器、科学、管理、技术等异质性元素被同构化为服膺于资本增值的附属性同一化力量，它们必须在资本增值目标的统摄和考量下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资本逻辑还渗透和侵浸到经济社会的统治和管理结构，表现为资本的社会掌控力量和统制性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资本拜物教的强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横向拓展维度和生产、消费、思维、理念、行动等纵向深化领域，资本全方位“座架和形塑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操摄人们的灵魂和行动。持续强化的扩张逻辑让资本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回报率，并使资本的统治和‘教化’愈发膨胀。”③资本收益率的畸高，一方面，满足了短期内资本对高风险和高利润的嗜欲，遮蔽和隐匿了现实和潜在的经济衰退，刺激了资本投机性的冒险活动，营造了非理性繁荣的虚假景象;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回报率的低水平循环，掣肘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和背离，弱化了工人对消费品购买的有效支出能力，扩大了资本所有者和工人收入之间的既有差距。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7年，每小时劳动产出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员每小时平均工资却降低了1.1%，这表明所有劳动生产所得都流向了资本积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造成利润无法实现的严重问题。上涨的利润刺激着资本积累和产出增加，然而，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工资水平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发展。收入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并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消费。”④因此可以说，资本积累的阈限和经济泡沫的刺破，即“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的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⑤。资本的生长和运动还表征为价值增值。资本通过周而复始的螺旋运动和复合增长产生盈余即扩大的价值。“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⑥购买—生产—销售……购买—生产—销售……，资本这种毫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形成了最强大的资本逻辑的闭环，“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⑦正如大卫·哈维所言，这种资本循环某种程度上像水循环一样，不同的是，水循环经过循环往复的运动最终归于起点，而资本循环却是扩张上升的螺旋，是在更高级别和阶段的复归。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本中完整地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从资本价值运动的角度阐释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增值过程。这一过程起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止于“价值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的实现。“马克思假设所有商品都能按其价值交换，这意味着价值能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充分实现。”①以此为基准和地平，马克思揭秘了资本增值的过程。首先，他研究了自由市场平等交换条件下资本增值过程对活劳动的剥削。一方面，潜在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与劳动力的现实使用即劳动之间的差额是资本家看重和瞄准劳动力商品的初衷。按照价值规律，商品在交换和流通领域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价值增值不会发生在交换环节，而是发生在生产过程。在区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马克思确立了资本积累过程的一般规律，即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的碾压下，“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定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斯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的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②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增值、赚钱和资本积累在一方创造了相对于资本价值增值和实现的外溢和冗余的生产力，在另一方却生产了贫穷和贫穷的消费限制和潜能塑造，资本所允诺的美好生活和绝大多数人的残酷境况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惊险和不稳定的价值实现过程放在显微镜下分析”③。无论是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还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资本克服不可预知的破坏和中断，达成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构成了资本流通过程的关键和核心命题。但同时，在价值运动和循环的过程中，也充满了阻滞和妨害价值实现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因素，尤其是与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增值所得出的警示一样，在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④更确切地说，“普遍的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⑤由此导致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脱节和断裂，引发资本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崩溃、停滞和整全性危机。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考察了不同的资本家和各种具体形式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及其影响。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于下降以及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地主、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其实质不过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窃取和剥夺。在对生息资本独特运动的剖析中，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所具有的全部内涵就在于“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⑥。其间的“中介过程”和“中间运动”消失在资本增值的结果之中。生息资本将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因而使资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增加了资本投机、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最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①由此，马克思不仅发掘了资本逻辑这一贯通《资本论》通篇的逻辑中轴和灵魂主线，揭露了隐匿于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浅表背后的真相，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生息资本及经济危机关系的洞悉和考察，找准了扬弃资本逻辑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信用扩张的两面性与经济危机

　　资本逻辑与信用体系是深度关联和绞合在一起的，离开了资本逻辑就无法真正理解信用体系的本质和作用，离开了信用体系就无法切实掌握资本逻辑的现实表征和现代形态。信用和信用体系是以价值为标的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②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抽象的危机的可能性由于买卖的时空分离、时间间隔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形态变化而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③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信用制度的“前夜”，而真正的信用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易言之，信用制度(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以货币职能为其自然基础。商品交换通过变更使用价值的所有者而实现商品价值的属性使商品让渡和价格实现发生了偏离和对立。一方面，商品生产者在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商品待售时提前进行了成本和货币垫付，因而成为债权人;另一方面，商品的购买者在使用价值的生产期满或者商品正式销售前只是以“未来货币的代表”的身份购买商品，因而成为债务人。这种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因为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得到了固定和强化。在延期支付中，商品所有者垫付耗资价值并让渡使用价值，商品购买者获取使用价值同时不出让价值，这种表面上的时间间隔事实上是以信用为前提和基础的。货币延期支付、清偿债务的支付手段职能通过减少交换环节和缩减流通时间将流通量降低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积累和增值的需要，促进纯粹的生产力最大程度的扩大和发展。因此，支付手段是信用制度“自然发生的基础”，随着“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的扩大的商品交换、繁荣的商业发展和频繁的资本逐利，“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通化和发展。”④随着信用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信用制度产生并在货币经济中不断获得独立的形式。“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券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⑤马克思还区分了“货币的贷放”和“资本的贷放”。他指出，“只有在汇票是一种融通汇票，根本不代表任何已经卖掉的商品的时候，对这种汇票的贴现才是资本的贷放。”⑥最后，“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①信用成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②，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和现代信用得以建立。信用体系一经产生，就成为加速资本积累和实现资本增值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工具。资本积累分别通过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实现。而无论是资本集中还是资本积聚，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③，它“使积累资本恰恰不是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是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④。在经济稳健和繁荣时期，“信用……增加生产的扩张能力并媒介和便利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私人资本的有限规模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这个限制的手段，把许多个私人资本溶合成为一个资本……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去支配别人的资本……另一方面，当作商业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换，因而使资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⑤而在经济低迷和危机时期，“它又以商品交换的媒介的资格把自己所唤起的生产力打击得更加彻底。销路滞塞的现象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它在成为必需的地方遗弃了交换，而在它还提供的地方，则证明自己没有作用也没有目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⑥更严重的是，在不同体量的资本竞争角逐中，“信用不但向一个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并且同时是推动一个资本家肆无忌惮地用别人资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并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交换变成了一个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⑦因此，货币支付手段所隐含的直接的对抗性在危机时期受信用风险的放大和累积作用牵累，发展成了“绝对矛盾”———资本积累和危机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商品卖不出去，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因为它们不能被买走，而它们之所以不能被买走，是因为它们被用来赚取利润;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并不是多余的，作为价值它们才是多余的。”⑧可见，在资本逐利和信用扩张之间，资本逐利是决定性因素，信用扩张是辅助性手段，资本积累和信用扩张蕴藏了经济危机趋势并将其演变为现实的危机，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将信用发展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反过来，信用在更高阶段的发展附庸和从属于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酝酿和激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资本逐利与信用扩张的深度关联，辩证演绎了不受控制的疯狂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两股力量

　　在缕析资本逻辑和信用体系关联的基础上，了解资本的形态嬗变，把握信用体系的范式发展，是准确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题中之义，也是聚焦问题、找准危机症结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列宁曾经指出:金融资本“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①金融资本或资本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当信用制度使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在颠倒中达到完成地步的时候，金融资本便取代和同化其他资本形式，成为表面上脱离任何物质基础和生产过程而自我增值的价值主体。20世纪90年代，人们继续观察到“确实有极大数额的金融交易在由专业金融机构相互关系形成的封闭领域中进行。这些交易既没有商品和服务贸易也没有投资相对应”②。金融资本的以太效应使其具有脱域化、虚拟化和主导化的新样态特征和规定性。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具有更强的俘获高额利润的欲求和制造、控制社会财富和权力的支配能力。与金融资本的统治支配能力相一致，金融资本成了独立的自我增值和繁衍的“神话”。与此同时，传统的资本拜物教也演化为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拜物教，这样，金融资本增殖的倍加效应“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③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通过信用体系和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制造了经济繁荣发展和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幻象”，信用体系在助长资本扩张和资本增值的同时，将自身嵌入和内化到资本逻辑当中，充当资本的驱动机制并推动和规定经济社会的运作。资本符号化和虚拟化的扩展，也为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和隐患。一方面，剥削率的提高减少了工人的有效需求和消费的部分能力，产品的滞销和待售造成了生产性投资的衰微和制造业的空心甚至衰退，而虚拟资本的空转循环和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所激起的投机泡沫掩盖了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造成了经济平稳挺进和形势一片大好的繁荣幻象;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和金融体系所具有的魔法般的即时性的生殖力，使其获得了仿佛不用承担生产周期的曲折和工业风险的波折就能获取超额利润的神力。从房地产到互联网再到次贷的繁荣，尽管没有生产性投资的突破，但是虚拟资本和金融体系投机性的大胆冒险和尝试，总能熨平和掩盖真实经济的波折和动荡。但是，金融资本虽然造成了“真实经济产出的短期增加”，使利润率避免遭遇断崖式的滑坡，遮蔽了实体经济的衰微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但是“信用的使用倾向于在长期把问题弄得更糟……从而加重比例失调的倾向和过度积累的倾向”④。资本收益率和劳动工资收入之间差距的拉大形构了生产和消费之间难以弥合的畛域，迫于经济增长的外在诉求和资本增值的内在驱策，滋生和放大了投机、非生产性投资消费以及金融房贷等投资类型，激起了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一旦达到临界或被刺破，人们会立刻感觉到这种不平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的衰退和整体崩溃。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或信用体系在资本逐利和资本逻辑的赋权下也越来越具有投机欺诈的属性。资本积累以竞争和信用为必要条件，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向资本施加了竞争压力，挤压了大资本与小资本之间的生存空间，“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⑤另一方面，股份制度和社会资本以对立的形式造成对个别中小资本家和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⑥概而言之，信用在以资本逻辑为旋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两面性和二重性:“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之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①最后，资本逐利与信用扩张共同表征和诠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较之传统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具有更显著的逐利性和风险性，在信用扩张的裹挟下，更容易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就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而言，金融资本总是竭力分割和攫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相当多的金融企业事实上只关注金融，别的什么都不管。它们永远追逐投机获利，而且只要能够掌握力量的各种变化，这一逐利行为就不会停止。”②信用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不仅排挤和篡夺了货币的真实位置，而且给予金融资本家这一食利者阶级“一种神话般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③金融资本无止境的逐利造成了资本的脱实就虚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反噬，加深了生产性投资与金融投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脱钩，编织了美好的经济幻梦并酿成了大量的经济泡沫。金融资本逐利的“恶的循环”和庞氏骗局不仅蒸发了大量社会资本，扭曲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结构，而且由于信用制度的遮掩和迟滞，导致经济的隐性式微甚至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就金融资本的风险性而言，“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④把他人的资本和财富当作“赌注”为自己的资本牟利，这种“危机转嫁”和“胜者通吃”使金融资本投资越来越具有随心所欲和不顾后果的特点。信用使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纯粹的冒险和赌博的偏好和倾向，虽然偶尔散发着“形势大好”的神圣光彩，却不能不在泡沫破灭时迎来经济危机的“当头棒喝”。因此，只有认清金融资本、信用体系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及其关系，才能掌握经济危机爆发的症结，从而采取有效的预防性对策和治理性措施，延缓和削减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和效应。

　　四、余论

　　西蒙·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⑤马克思同时代及其后的学者尝试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致因和发生机理，提出了诸如消费不足危机论、生产过剩危机论、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比例失调危机论、信用扩张危机论等理论，从不同侧面结合时代发展课题为克服和舒缓经济危机制定了方案。但同时，这些理论在最初仿佛巧妙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但瞬即制造了许多新的需要克服的问题，因而，时至今日，对经济危机的探讨一直处在进行时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传统的资本形态退居“二线”，数量庞大的虚拟资本走向“前台”，资本的颠倒现象在经济领域不仅达到了完成的地步，而且拓展和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多元领域，资本的符号化和虚拟化无以复加。有学者以此为依凭，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现实的历史解释力和动态指导力。这些学者忽视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既不是包治百病的莫里逊式丸，也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结论。面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亟须从崭新的经济事实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变更实践语境和话语体系，为波及全球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出解决方案，证实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效性。

　　作者：姜英华

文章名称：信用扩张两面性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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