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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

来源:职称阁分类:文学论文 时间:2019-05-28 10:37热度: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的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期刊专号类型的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

  关键词:期刊;专号

  期刊在五四时期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力量,为新文化的酝酿提供了土壤,也推动新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五四新文化在社会上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与当时期刊的内容原则、传播策略等密不可分。除了培植具有时代性、倾向性和参与性的名牌栏目,[1]期刊专号也是五四时期期刊重要的稿件编排方式之一。所谓专号(Special Issue),“是以整期期刊的全部篇幅登载某一专题或某种专业内容的共同性稿件的专刊”,[2]它专门报道、论述、研究某特定的主题,又有“特刊”“专辑”等说法。笔者认为,如果采用专号的手法,只要绝大部分文章均为同一内容,即使有少量篇幅不在其中,也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专号”。

  一、期刊专号类型

  五四时期(1915-1923年)的期刊开辟了大量的专号和准专号,它们围绕特定的主题刊发文章,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新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五四时期期刊专号体现了编辑的创造力,使期刊的媒介特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专号也展现出强大的传播力,使期刊内容得以集中展示和传播。1.西方名人专号学术输入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再造文明的首选,因此五四时期期刊注重对西方思潮的引入,而西方思潮内容众多,对其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介绍既能够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同时也符合期刊专号的版幅。五四时期的专号开辟了以易卜生、罗素、杜威、泰戈尔、尼采、柏格森、爱因斯坦、杜里舒、孟禄等为主题的专号,这些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的思想由此开始在中国被广为传播。当时名人专号中,社会上反响最大的是1918年《新青年》4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这期专号也是中国首次译介西方近代革新思想家作品的出版物。该期刊载了易卜生的三部戏剧,并附上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对易卜生的作品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易卜生主要成就在戏剧,但《新青年》将其介绍为思想家,胡适更是将易卜生主义表达为“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3]易卜生主义在中国成为“个人主义”的代名词,是“易卜生专号”的直接结果。五四时期有不少著名学者受邀到中国讲学,期刊借此机会推出名人专号。罗素于1920年在中国讲学,《新青年》推出“罗素专号”,《家庭研究》推出“罗素婚姻研究专号”。杜威1919年到中国,《新教育》推出“杜威号”。爱因斯坦1922年底受邀到日本讲学,途经中国时作了演讲,《东方杂志》推出“爱因斯坦号”,《少年中国》也出版了“相对论号”。2.社会问题专号五四时期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民国并未彻底解决清王朝留下的后遗症,各类社会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期刊对社会问题高度关注,围绕社会问题而出版的专刊不少,它们从不同角度集中分析具体问题,并尝试提出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可行性方法,部分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价值。五四时期期刊普遍注重问题研究,不少专号直接以“问题号”命名。如《家庭研究》2卷1期为讨论计划生育问题的“产儿制限问题专号”,《新青年》7卷4号“人口问题号”,《东方杂志》1922年推出的“国际时事问题号”。有的问题一个专号不能够足以明确,便出版多个专号,如《少年中国》1921年就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不同的期刊围绕着期刊定位,出版相关的专号,如1922年《新教育》的“学制研究号”。也有专门围绕自己的问题展开的专号,如1921年、1922年《少年中国》都出版有“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号”,专门就学会自身的问题展开讨论。3.综合展示专号综合性专号是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综合展示,此类专号并不一定涉及具体问题,而是将某个国家、某种思想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希望国人对它们产生比较全面的认知。专号通过对某种倾向性的文章集中收纳,使读者系统性地了解这些内容,如1920年《少年中国》的“法兰西号”,1920年《新人》连续3期的“文化运动批评号”。当然,这种相对系统的综合性专号也有大小之分,比如1919年《民铎杂志》的“现代思潮号”就相对宏大,而《新青年》同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则相对集中。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也通过专号的形式对读者进行引导。如 《新潮》3卷2号的“名著介绍特号”、《小说月报》12卷10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施蛰存在20多年后总结称:“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国文学专号’和‘法国文学研究’,而替19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4]4.特别纪念专号纪念性专号往往利用某个特殊的时机进行组织,以对特定节日或纪念日进行纪念活动展示,在人们比较关注的时间里集中刊发相关稿件,以期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此类专号特别讲求前期准备的时间性和时机性,确保出版的时间恰恰是读者对内容最关心的时间,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1920年《平民教育》在第34号上预告出版关于教育家孟禄的特号,第37号“孟禄特号”于孟禄到北京的1921年9月10日按期出版;1923年《平民教育》的第68、69两号合刊为“《平民教育》四周年纪念特号”,以专号来纪念《平民教育》以科学的精神分析解决平民教育问题的四年。再如1920年《新青年》7卷6号为“劳动节纪念号”,在前一期预告中就明确专号的由来:“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四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议的工作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美各国的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次号出版日期刚逢到这个盛节,所以决定发行‘劳动者纪念号’。”[5]该专号最终按预期在劳动节当日出版,呼应了社会对节日的关注,社会效果显著。

  二、期刊专号的编辑行为特征

  期刊编辑方针体现在专题的策划、栏目的设置、稿件的选择、版面的形式等多个方面。栏目是期刊特色的集中体现,五四时期的期刊普遍设置互动性、时代性和倾向性的栏目。对期刊来说,通过专号让自己的特色得以充分地展示,专号使得期刊栏目、专题讨论、专辑的集中性特点发挥到极致,“攻其一点”的方式,具有“变革度大、突破稳定度强”[6]的特点。通过专号,贯彻了期刊的宗旨,编辑方针得以落实,特色得以体现,策划得以实施。特色风格得以塑造,读者求新趋艺的心理得以满足,连续稳定与变化得以统一。西方名人专号,需要编辑挑选能够在中国产生强烈共鸣的思想家或文学家;社会问题专号,需要编辑敏锐地认识并挖掘到可探讨的社会问题;综合展示专号,需要编辑对思潮的总体状况有较全面的认识;特别纪念专号,需要编辑能够对纪念的时机和角度有非常准确的把握。无论是哪一类专号的选题策划,重点都在于能够与读者心理产生共鸣。1.精心策划内容选题期刊策划是一项常规性的编辑活动,期刊编辑通过对内容的策划和组织实施,来保证期刊的特色。期刊选题策划和创新是竞争的手段和必然选择,专号对此的要求更高。专号的出版是对期刊编辑能力的综合考验,只有充分的策划和精心的编排,才能够出版成功的专号。五四时期期刊专号都有精心的组织,通过选择前沿内容,集纳不同方向稿件,使读者对热点问题有深度的理解。《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的内容蔚为壮观,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之后,有美、日、英、俄、法等国的劳动运动组织介绍,有上海、北京、香港、南京等各地劳动状况的介绍和调查,不仅有蔡元培、孙中山、吴敬恒等16人的题词,甚至还有“印刷工人”“磨眼镜片的艺徒”“翻砂厂的工匠”等33幅插画。在国际劳动节的时机,将世界劳动者,特别是中国的工人劳动状况全方位地集中展示于读者面前。1921年《民铎杂志》3卷1号的“柏格森专号”,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介绍为“自主的,自动的新伦理新道德底精神”,[7]明显是为了与社会现实需求相呼应。2.提前宣传并征稿期刊专号出版之前,提前宣传有三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向读者宣布专号内容,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其二是为了引起作者的兴趣,就相关主题进行征稿;其三是引起读者对特定话题进行讨论,然后以通信的形式展示在期刊上。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往往提前发表启事,为专刊进行宣传。如《少年中国》1卷3号上启事称:“我们要创造‘少年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妇女问题。……但是妇女问题不是男子所能解决的,是要妇女自身起来解决,不过是男子应负担积极援助的义务罢了。兹将本月刊第四期特刊‘妇女号’,极希望海内富有新思想的名媛投稿。”[8]《新青年》正是由于有“劳动者纪念号”的提前宣传,才有了专号上关于工人的工作时间问题、工资问题的通信。除了通过预告向社会征稿外,有意识地向作者约稿往往是专号得以成功出版的保证。《民铎杂志》3卷1号卷为“柏格森号”,除了主编李石岑的《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外,还有张东荪、蔡元培、梁漱溟、章太炎、瞿世英等著名学人的文章,“执笔者,皆系国内翻译柏格森著作及平日专攻柏格森哲学之士,故议论颇多精采”,[9]正是有这些专业人士的加盟“相当全面地把柏格森哲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了”。[10]如果在确定选题后任由作者自行投稿,结果就难以预料。3.借助社团力量组稿组稿是专号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具有相当的难度。由于五四时期的期刊编辑以专家型编辑为主,因此不少专号中都有编辑自己的稿件。当然,编辑自己进行创作取决于编辑自身的水平,以及对特定问题的理解程度。更为常见的组稿方式是根据选题策划联系相关领域有较深入研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很多五四时期期刊与社团有着紧密的联系,以《新青年》《新潮》为代表的期刊—社团模式,不仅成为期刊稳定的作者读者群,更为期刊专号提供了强大的创作队伍。社团一般都有基本的主张,成员思想具有一致性,更有自己的相同“觉悟”理念,以及“知识上的同一趋向”,[11]维系社团和杂志的,是建设在知识上的感情。五四时期相对稳定的社团成员恰恰契合了期刊出版的作者队伍需求,特别是对于期刊专号而言,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进行稿件的组织,社团便成为有力的支撑。五四时期的社团成员中相当多能够代表某些领域的具有相当权威性的高端人士,为期刊的专号组稿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上海亚东图书馆在广告少年中国学会两种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特刊时说道:“特刊是几个对于某问题深有研究的人合作的,所以看特刊是研究问题最经济的方法。”[12]社团本身即是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而成立的,与特刊有极强的相似之处。《新潮》1922的3卷2号为“一九二零年名著介绍特号”,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原理》、杜威的《哲学改造》、柏格森的《心力》、罗素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等,而这些大都出自“新潮社”的罗家伦、冯友兰、汪敬熙、杨振声、何思源、江绍原等社员之手。

  三、五四时期期刊专号的传播

  期刊专号可以起到集束的作用,产生复合影响,最终使刊物更具凝聚力统一性,给读者留下整体而清晰的印象。期刊组织内容集中的专号,增进对读者的吸引力,专号明确的选题,精心的策划,实现了动态和集中的结合,内容的集束效应提升了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传播效果。1.集束效应造就强势传播《新青年》专号对易卜生、马克思的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在社会上的影响离不开《小说月报》专号;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影响离不开《东方杂志》《科学》《改造》三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专号。有读者对《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影响评价道:“自从《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出世以来,学生们不会谈几句《娜拉》、《群鬼》便是绝大的羞耻”。[13] 1923年5月,《平民教育》63、64号为“教育测量专号”,“专号出版之后,真有‘洛阳纸贵’之概。……本号共印一千八百份,现在只余十数册,而各埠尚纷纷来函购取,几有应接不暇之势。”[14]即使是如《东方杂志》这样力图平衡的大型中立的综合性期刊,也在1921年将18卷18号、19号合办为“太平洋会议号”,对战后的国际形势、各国在华租借、中国的新使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集14篇撰论、7篇译论,1篇记事,11篇附录,并配18幅插图,共300页,堪与书籍相媲。尝到甜头的胡愈之在1922年《东方杂志》仅在1922年就出版了“国际时事问题号(上)(下)”“农业及农民运动号”“宪法研究号(上)(下)”“爱因斯坦号”六个专号。2.向专题化出版迈进期刊与书籍相比,由于页码有限,内容往往只能做到相对集中。而专号则却能够以某一话题统稿,内容可以像书籍一样集中,能够对话题从不同侧面集中分析和讨论,期刊的专号有效地弥补了与书籍相比传播内容不够集中的缺点。期刊通过专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媒介优势特性,还可以克服期刊内容相对杂乱、不够集中的劣势。期刊专号与图书有很强的相似性,特别是学术类期刊专号的功能与学术论文集几乎相同。对期刊专号内容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将其转化为图书,为期刊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以及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也有向专题化出版迈进的努力,《新青年》4卷6号“易卜生号”目录前的扉页上就有关于易卜生剧作书籍的广告“本社拟于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丛》。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之敌》及《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15]而这《剧丛》第一集即是在“易卜生号”中刊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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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五四时期的期刊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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