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政治学期刊文献计量

来源：职称阁分类：文学论文时间：2020-06-09 09:39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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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学期刊文献计量

　　关键词：政治;期刊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命运与国家战略安排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苏联模式”，将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并于1952年取消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学逐渐恢复，1980年复旦大学率先恢复政治学专业，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学会也相继建立，政治学的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版。随后，我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专业队伍、学术刊物等方面的发展取得诸多成果。国际现代政治学的建立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建立，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赫拉尔多·L.蒙克(GerardoL.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Snyder)将政治学的发展分为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①。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政治学领域的每一次变革大都围绕着研究方法领域的巨大争论，而每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都伴随着研究方法领域的革新。新世纪以降，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中实现了新的发展。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准。此外，研究方法也是影响人们对研究认可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谢尔顿·S.沃林(SheldonS.Wolin)所说，“一个人接受或者拒绝关于社会生活论述的最终标准是它们被收集的方法”②。在西方的语境下，研究方法有方法论(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径(approach)三种表述。方法论是体系化的方法，指导着研究实践;方法和路径则是具体化的程序和方式。由此可见，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对厘清政治学的演进逻辑以及展望其前沿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21世纪以来，国际层面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各自呈现何种发展趋势?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相比存在哪些差异?今后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指向何方?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一)国际层面的演进历程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学科的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新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新革命”参考了程同顺等人在《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③一文中的提法。下文将重点梳理不同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变迁。1.学科建立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期-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学的学科建立时期，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为主。以下研究者的研究即为典型。露和莫里斯(Low，A.Maurice)对美国参议院的权力转移进行了论述，认为共和党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参议院的权力构成威胁④。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吉伯特·托马斯(GilbertThomas)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南方法律中的种族差异⑤。哈特和阿尔伯特·布什内尔(Hart，AlbertBushnell)⑥运用历史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的局限，认为美国政府民主运作的理论是非理论化的，在自由、平等、自治等原则下美国民主约束官员的权威，以及赋予他们治理国民生活必要的权力。本特利在1908年出版《政治过程：一项关于社会压力集团的研究》⑦一书中，首次提出对政府过程进行研究的主张，以利益集团的角度描绘美国现实政治图景。在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由原来国家主义范式下的正式机构和制度逐渐转向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等。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科学在20世纪初开始关注现实情境，为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较少关注研究方法，历史分析、叙事分析等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传统占主导地位，缺乏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反思和发展。

　　2.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的扉页引用了美国数学家J.威拉德·吉布斯(J.WillardGibbs)的话“数学是一种语言”(MathematicsIsaLanguage)⑧。20世纪60年代，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数学作为语言也被运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阿尔蒙德(G.A.Almond)在书中写道，“社会科学最近最重要的发展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这一革命依赖于数据被收集和分析的技术”⑨。约翰·德雷泽克(JohnS.Dryzek)将行为主义定义为以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并且宣传自由的多元主义的主张⑩。奥利佛·加尔赛奥(OliverGarceau)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发表的《政治过程的研究》(“ResearchinPoliticalProcess”)一文瑏瑡，被公认为是行为主义的宣言。斯图亚特·A.赖斯(StuartA.Rice)论述了统计原理与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瑏瑢。1951年，戴维·杜鲁门(DavidB.Truman)对本特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团体理论进一步完善，运用大量的经验分析方法，通过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大量案例分析，论述了政府过程的复杂性瑏瑣。行为主义革命也孕育了政策科学这一新的学科，哈珀·丁伯根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欧洲的选举行为，对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与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之最近发展》瑏瑤一书被视为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该书提出功能过程理论，主张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重建一门新的学科，即政策科学。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有着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将事实与价值进行区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事实部分，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定量方法数字化特征的优势，促进著作的大量产生以及项目基金的踊跃申报，政治科学获得了空前发展。但是定量研究占主导的研究取向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定量方法易忽视社会或政治背景的影响以及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等，且因为数据收集和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等造成解释力度的下降瑏瑥。其次是忽视了研究的伦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3.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定量研究进行了反思，出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1971年的《政治学方法手册》瑏瑦，对政治科学领域的定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除了当时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还介绍了一些高级的数理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旨在为研究者提供指导作用。此书既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也促进了学者对定量研究现状的深入思考。阿兰德·利普哈特(ArendLijphart)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法与实验法、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区分，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小样本下的数理统计方法，由于小样本与多变量的限制，比较政治学应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两种方法瑏瑧。阿兰德·利普哈特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对于案例研究与数理统计结合的具体研究路径并未加以说明。1994年加里·金(Gary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Ver-ba)(学术界简称KKV，为三人姓氏的缩写)出版《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enceinQualitativeResearch)瑏瑨一书。该书认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逻辑，因而应该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用定量方法来优化定性研究，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学性。此书成为采用定量研究的政治学者的方法论“圣经”瑏瑩。该书的三位作者已是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加之定量与定性之争已有端倪(例如曼迪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便已出现定性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趋势瑐瑠)，因而该书的出版也掀起了对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传统的定性方法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一阶段的争论仍以一种二分法的论调为主，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不足，定量方法仍占据主流地位，这从KKV倡导定量方法的书的影响力中可见一斑。4.新革命时期(21世纪以来)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为“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的邮件批判定量研究充斥政治科学的现状，呼吁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贡献和价值。Perestroika一词在历史上特指戈尔巴乔夫改革，这封邮件也正如这个署名一样成为政治学科改革的导火索。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出版《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onPolitics)期刊，推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为定性研究文章的发表提供平台。2002年美国成立“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中心”(CenterforQualitativeandMulti-MethodInquiry，CQMI)，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也专门成立了“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分论坛，推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亨利·布兰迪(HenryE.Brady)、戴维·科里尔(DavidCollier)对KKV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主流定量方法(mainstreamquantitativemethods)进行深入反思，认为它在因果评估中存在局限，且由于对定性方法的忽视导致KKV的书的子标题(定性研究的科学推断)名不副实瑐瑡。伊恩·夏皮罗(IanShapiro)、罗格斯·M.史密斯(RogersM.Smith)和塔瑞克·E.马桑德(TarekE.Masoud)出版《政治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ProblemsandMethodsintheStudyofPolitics)一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世界上杰出学者关于政治学方法论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科学是什么以及应致力于哪些方面的研究的论点瑐瑢。大卫·派恩-柏林(DavidPion-Berlin)和丹·克林瑞(DanCleary)对1991年到2000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的论文进行分类，发现大约53%的论文属于数理统计分析，21%使用数学模型，25%属于规范理论，而仅仅1%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瑐瑣。维斯(Vis)运用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府在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中扩大支出的数据集，对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fsQCA)与回归分析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瑐瑤。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学界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加强。除了定性与定量方法之争，政治科学也呈现混合研究的趋势。埃文·利伯曼(EvanLieberman)的论文提出比较分析中混合研究方法的嵌套研究设计，将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进行系统结合瑐瑥，但是仅关注方法论意义上的重构，忽视了理论指导。德克·伯格-施洛塞尔(DirkBerg-Schlos-ser)提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详细程序，认为在进行混合研究时应重视理论指导而不能仅仅考虑便利性瑐瑦。JonNyhlén和GustavLidén在决策分析领域提出框架路径，该路径考虑了因果机制的建立以及技术分析的运用瑐瑧。马卡坦·汉弗莱(MacartanHumphrey)和艾兰·M.雅各斯(AlanM.Jacobs)提出了混合研究的定量与定性数据的贝叶斯整合分析(BIQQ)，论述了这一路径如何在不同研究条件下推动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组合瑐瑨。爱克兰布姆(Eykelenboom)等人运用混合方法系统综述(mixed-methodsystematic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对含糖饮料税的政治和政策接受度进行了分析。

文章名称：中外政治学期刊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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