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

来源：职称阁分类：电子论文时间：2020-11-07 10:50热度：

　　哲学家总想努力对他所处的时代说些什么，斯蒂格勒亦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框定与加速现象成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时代规定性。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超级工业社会或自动化社会开启了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正在使人类社会走向邪恶化和下流化，甚至沿着向下的“恶的螺旋”滑向系统性愚昧的时代。

直面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

　　[1]为了回应人类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推动下的这一“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mutation），在讲授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他特别建议听众展开跨学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work）。[2]而这与他将哲学问题等同于技术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以技术为关键线索追问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演进，聚焦在此进程中所发生的认识论断裂与实践中断，探讨由此导致的人类的危机与出路。换言之，斯蒂格勒以技术为核心的思考所聚焦是历史境遇中的技术形态与人类命运。而当下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纪状况下，科学因工业之需而与技术相连接，技术遂成为异质性实践与复合性知识型：科学与技术拼接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科学、技性科学）,进而发展出“技术-工业”、“技术-社会”乃至“技术化生命”。[3]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技术化科学”的确切所指，就是科学、技术在实践层面趋于一体化意义上的“科技”，而“科技”一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科技产业化快车道后的流行便是现实的明证，当然这也表明了中国思维与文化中对待科技的实践性与实用化取向。在斯蒂格勒看来，科技这种新的知识型彻底改变了科学的目的，使科学的使命由探讨事物的“存在”与“同一性”转轨至根据工业的需要开发事物的“生成”与“可能性”。倘若我们能深入辨析由巴什拉（Gaston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和诺德曼（AlfredNordmann）的“本体技术”（noumenaltechnology）等对技术化科学/科技的解读及其张力，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斯蒂格勒对工业和资本主导的科技的形而上学疑惑：不能忽视由技术-工业单边决定技术化生命的所有可能性的选择，因为这种以利润快速获取为准则的选择根本就是不科学的。（[3]，p.148）在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的基础上，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靠的技术化的知性对科学与理性的僭越。

　　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哲学对他而言意味着以理性回归为目标的哲学化的技术工作或技术学/科技学：聚焦技术/科技时代人类的状态，在进行技术/科技/工业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技术/科技/工业的批判与重新引领。而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批判与引领，无疑出于对科技时代人的关怀，旨在审视和改善人的状况。由此，与偏好分析的学院式哲学不同，斯蒂格勒为其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或技术学搭建的理论平台对技术与人的生成过程、现实境遇与未来愿景给予了全方位的观照。为了廓清技术与人的关系，他从古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汉描述的生命外置化和技术哲学家西蒙东的个体化的思想出发，将基于技术的“人化”（I’hominisation）视为用有机生命以外的方式延续生命的“后种系生成”或一般的生命进化过程，即不断涌现出由技术形成的非有机器官或人造器官的器官的外置化过程。对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学来理解作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术。所谓一般器官学就是技术学，它将一般意义上的器官划分有机体内部的心理层面、有机体外部的人造层面和由相关机构与组织构成的社会层面等三个既平行又会通的层面。从一般器官学来看，各种技术如同生物学意味的突变，由此所带来的有机器官与人造器官的结合，以及相应的心理层面、人造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安排，难免会对有机器官及其所栖居的身体产生毒性和破坏性。鉴于技术这种类似药的效用，一般器官学必须展开药理学研究，或者说它同时也是药学。（[2]，pp.23-24）而不论是一般器官学还是药学所采用的都是系谱学的方法，这有助于揭示技术与人的关系在特定演进阶段的模式、危机与出路。在他看来，技术是因爱比米修斯之误而不得不赋予人的义肢或本质，人与技术结合而成为兼具生成性与偶然性的存在——技术在弥补人的“本原的缺失”而赋予人本质的同时，也使人的命运注定要遭遇“本原性的意外”。而旨在走出历史悲剧所展开的批判，首先就是经由技术所导致的意外——在具有偶然性的技术突变的触发下，去哲学地思考。（[2]，pp.153-154）对于当下的人类而言，我们正置身其中的意外就是所谓的“人类纪”，数字技术和自动化则是人类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突变。早在1996年，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指出，人类的进化建立在记忆与程序之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程序中止和重启的历史，技术突变造成的记忆方式与程序编码的改变，使得人的后种系生成处于不停的技术中断之中，而机器记忆和自动程序已经使技术中断登峰造极——机器对各种程序操作的代管令由群体统一性构成的种族面临灭绝的威胁。[4]这种中断可称为数字中断。同时，依据西蒙东的个体化的思想，人的个性化实现有赖于超级个体化过程，即技术体系通过与社会体系和个人心理的作用使人的个体化得以实现，或者说人总是需要在一定技术体系下同时发展个性并形成对群体的认同。而作为工业化进程最高解读的技术突变或数字中断，不仅使人们越来越严重地丧失了对共同体的归属感，甚至让人的个体性越来越多地与机器或能够被机器处理的数据及编码相联系。由此，个体属于某个群体的“谁”的个体化逐渐丧失，与机器或功能相关的“什么”的个体化日渐泛滥。（[4]，pp.85-87）对此，在自动化社会和人类纪等主题下，他对我们身处的超级工业时代展开了尤为深刻的批判，并试图在此海德格尔式的“座驾”具象化的时代触发悬置折叠（中断重复）的第二时刻（thesecondmomentofepokhalredoubling）引入技术变革甚至激发出分岔点，以寻求负熵化的未来。首先，他指出基于数字第三持存的知识外化可能导致人的去技能化或无能化即“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所谓持存大意指对意识与认知的保留。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在胡塞尔的第一持存（感知的心理持存）、第二持存（记忆的心理持存）的基础上提出的，意指可以在主体之外使思想和行为发生时的踪迹得以保存，从而使记忆及知识通过外置化的技术方式实现。其悖谬在于，知识的外置化既是一切知识构建的前提，又会在一定的技术社会制度安排下，蜕变为剥夺人的知识以及认知能力的手段。对此，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机器和一般智能等讨论中，最早明确地指出了其中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无能化问题，即由知识的外置化所导致的知识破坏与丧失。（[2]，pp.89-91）而这种“无产阶级化”是技术变革、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产物，一般伴随着人对这一过程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屈从。具体而言，19世纪工厂对工人身体的机械踪迹的采集导致了人的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20世纪兴起的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工业对受众的模拟踪迹的引导使人的生活知识“无产阶级化”，当前建立在第三数字持存即数字踪迹的自主-自动生产之上的超级工业和自动化社会则正经历着“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的诞生”——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2]，pp.46-47）其次，他强调德勒兹所预言的“控制社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当前，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一切踪迹都可以被作为数据来采集、记录和分析，由普适计算和万物互联所构建的超级工业化情境无处不在，数据驱动下人人皆可分析的解析社会呼之欲出。早在1992年，根据消费社会对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坏性捕获与非强制性调制，德勒兹就曾提出“控制社会”的预言：人们将置身无处不在和持续运行的管控网络之中，个体被细分为分割体（dividuals）。[5]沿此谱系，斯蒂格勒强调，如果说在消费社会中是借助文化工业和媒介俘获消费者的注意力而使得消费者获取如何生活的知识的过程发生短路的话，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等踪迹产业（industryoftrace）则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和众包平台实现对人的内驱力的自动控制，对由此形成的乌合之众实施自动干预，基于大数据的快速运转的自动化知性分析能力甚至会绕过作为综合能力的理性而使其短路。

　　在走向总体化的自动社会中，这种控制有可能发展为对洞察力的机械性清算，人的认知过程甚至成为“神经市场学”、“神经经济学”所计算和调制的对象。（[2]，pp.41-86）对此，斯蒂格勒专门与比利时学者胡芙华（AntoinetteRouvroy）探讨过她与贝恩斯（ThomasBerns）提出的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governmentality）。他认为，这种基于控制论的算法治理术实质上是编程化（grammatization）即人的智性经验的人工再生产的最新阶段，应该从一般器官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在趋向总体自动化的技术体系的发展中，基于数据行为主义的编程化会不会实现数字化真理统治（digitalregimeoftruth），使得社会体系和个人心理乃至意识发生终极短路？斯蒂格勒认为，就算人的洞察力被自动化过程所短路，但由此获得的算法的分析能力只是对康德意义上的知性的自动化，最终不可能替代理性而只能走向失败。[6]斯蒂格勒的这些思辨不仅延续了近70年来有关社会批判、文化工业批判以及多种晚近现代及后现代思想家对技术时代人类命运的反思，而且通过他展开的递进式的系谱化构造，使得数字中断所导致的人的认知短路等“网络忧郁”乃至对系统愚化的担忧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显。由此，他向人们揭示了这种数字中断所带来技术震惊：人类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符号生产与理论知识创造越来越少，人们在其个体化过程中的能动性越来越难以发挥，人的个性化与独特性的缺失越来越普遍。这迫使人们看到，很多看似使人类的行动能力变得空前的强大科技，实际上是凭借着各种破坏性的手段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导致非有机体、非世界与非人无限膨胀和熵的无限增加的同时，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因此，斯蒂格勒认为，面对数字中断及其导致的技能与知识遭遇普遍性剥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时候引入相应的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epokhalredoubling）激活相应的技术变革了。他认为，固然数字中断造成了严重的失调，甚至每种新的数字或智能技术都会如同超级记忆药一样对人的认知与情感能力形成短路性破坏，但随着由数字中断所产生的技术震惊的震撼力愈益加大，必然会迫使人们通过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寻求解毒与治疗之道：其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即在信仰和知识上与现有的数字技术与自动社会的知识断开，悬置其历史时代的文化行为程序；其二是新知识和新行为以及新的超个体化循环的重新构建，进而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体系。（[2]，pp.111-113）尽管批评者会指出这两个方面只是抽象的可行性方案，但斯蒂格勒却在实践中对此进行了尝试。一方面，他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与创新研究所进行了数字化研究，这一研究并非对数字技术的简单的人文反思，而试图在一般器官学的架构下，构建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新知识型”或巴什拉的“新认识论”的面向所有知识的新范式，通过范畴转移、认识论断裂等规划一个去自动化的自动社会。（[2]，p.110）另一方面，结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凸显能动性（agency）与获能（capacitation）的能力经济学理论以及他自己的力比多经济理论，提出了贡献式收入的概念，并应用于智能城市建设试验。（[1]，p.19；pp.180-181）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与实践，他试图通过一般器官学化解人类纪和自动化社会的看似不可逆的熵增，创构一种超越数字中断而使人免于精神与价值陨落的负熵的未来。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则不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7]

　　作者：段伟文

文章名称：直面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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