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来源：职称阁分类：教育论文时间：2020-04-25 09:31热度：

　　朱光潜曾倡导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西方美学史》中时刻注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反对“唯经济决定论”，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的理解。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是美学的基本问题，朱光潜根据具体历史现实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将其分为文艺思潮运动和创作手法，认为作为文艺思潮运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不具有普遍性。日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与西方文艺思潮运动的线性发展历程相颠倒，与朱光潜的观点形成映照关系。

西方美学史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关键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前言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编写的《西方美学史》是我国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撰的美学史专著，代表了当时中国西方美学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我国美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被奉为西方美学研究的经典教材。《西方美学史》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1963年首次出版，1979年出版了修订本，至今已多次再版，对于西方美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西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得益于对美学史深厚的理论造诣以及驾驭语言的高超才能，朱光潜在著作中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复杂抽象的问题。朱光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在《西方美学史》中对美的本质、形象思维以及典型人物进行分析介绍并对美学史上的建树得失进行了评价。尤其是对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朱光潜并未一味否定浪漫主义，而是将其分为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区分对待;同时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分为文艺思潮运动和创作方法，认为作为文艺思潮运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具有普遍性，体现出朱光潜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运用。

　　二、朱光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

　　朱光潜1925年出国留学，曾在英国、法国致力学习文学、心理学和哲学，他坦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这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统治了我前大半生的思想……”[1]27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他认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2]20。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美学批判讨论，朱光潜通过这场批判讨论受到了深刻教育，自此以后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美是主客观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同时还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虽然《西方美学史》并未涉及马克思主义行世以后的美学思想，但朱光潜在编撰过程中时刻注重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刘旭光在谈及朱光潜对于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贡献时，首先指出的是朱光潜对“美学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奠定与应用”[3]1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涵，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明和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论述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纲。恩格斯晚年才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以之指称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中明确提到“唯物主义”概念的三种用法：“本原”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庸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最后强调的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卢卡奇虽然有着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缺陷，但他“将总体性的辩证法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并且贯彻始终”[4]74，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朱光潜在序论部分特意设置了“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它的艰巨性和光明前途”章节，阐明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对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却并未形成共识。朱光潜列举了之前与之相关的三种说法，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平行，又比意识形态重要”，斯大林提出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划等号”。朱光潜坚决反对将上层建筑等同于意识形态，或以意识形态替代上层建筑，他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属于‘社会存在’”，“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如同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等同起来是一样错误”[5]17，这样会“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抹煞了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5]17。朱光潜之后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语，对“意识形态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说法表示赞同。在《西方美学史》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仅需要对西方美学史的娴熟掌握，更要求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找出与西方美学研究的现实结合。朱光潜坦言虽然钻研马克思主义多年，但是在编写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的困难认识不足的问题，之前曾认为“只要抓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也起反作用这个总纲就行了。在实际运用这个总纲时，先试图确定所涉时期的社会类型，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就设法说明该时期的文艺和文艺思想如何联系到该社会类型”[5]8。这种“唯经济决定论”无疑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抛弃一切脱离现实历史抽象概念、按照社会历史本身的本来面貌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的倾向，朱光潜也认识到这样下去“就愈来愈认识到这种贴标签的简单化办法恰恰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5]820。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朱光潜能提出这种说法实在难能可贵。曾有人指出从事西方美学史研究“应当从现实历史的各个角度进行研究，把具体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科学状态、民族成分等因素考虑进来，研究时代的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现实根源”[3]15。但这无疑需要巨大工作量，当时时间紧迫，人才匮乏，这在当时的特殊时代难以实现。《西方美学史》主要梳理了自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柏拉图到20世纪的克罗齐为代表的美学思想，时间跨度约2600年。在漫长历史中选择代表人物并非易事，对于典型人物的选拔标准朱光潜明确写道：“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公认为经典性权威，可说明历史发展线索，有积极意义，足资借鉴的才入选。反面人物也不一概排斥。”[5]3包括柏拉图、普洛丁、托玛斯·亚昆那和克罗齐等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人物也被罗列在内。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朱光潜并未片面否定柏拉图等人的思想，而是结合具体经济和政治背景进行有针对性的扬弃，在评述部分也大多首先承认其有益成分，之后才批判其漏洞。在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述之中，更是体现了朱光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注重。

　　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论述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西方美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也着重通过“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和“文艺的社会功用”章节展开论述，同时指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牵涉到美的本质和艺术的典型化问题，所以在美学上是一个基本问题。不但创作实践，就连美学本身也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倾向。”[5]703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认为绝对理性是美，体现出唯心主义思想，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亚里士多德则在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更进一步，认为理在事中，离开事就没有理，“诗只是‘模仿行动’”[5]157，这是古希腊时期文艺领域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对立。对于启蒙运动时期，朱光潜专门列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章节，之后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虽然在坚信“艺术模仿自然”的同时提出“艺术家就是第二自然”的说法，但大体上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论述启蒙运动的三大领袖之一的狄德罗时，朱光潜分为“浪漫主义方面”“现实主义方面”，指出狄德罗的美学思想兼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在结束语部分朱光潜更是专门列出一节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论述，在论述过程中则体现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首先，在与现实主义的对比中，朱光潜并未片面批判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之后，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强烈批判色彩，而这种文艺上的斗争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斗争的要求，高尔基更是将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对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争，站在民主革命立场的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支持现实主义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我国文学评论界独尊现实主义，习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看待文学现象。”[6]12但朱光潜认为不能片面得出“在任何时代，浪漫主义都是必须反对的，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传作方法”[5]704的结论。朱光潜坚持承认了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解放思想、反对西方代表宫廷文艺并具有封建性质的新古典主义的进步意义，同时赞同高尔基关于“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区分，即“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则是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相妥协;或者就使人逃避现实，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无益的深渊中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人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5]708。但朱光潜认为不可将积极和消极的区别绝对化，他举例指出虽然雪莱属于积极的浪漫派，华兹华斯属于消极的浪漫派，但雪莱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受华兹华斯影响，同时在思想上也都宣传博爱并具有泛神论的色彩。朱光潜始终坚持应该“根据当时文学流派发展与转变的历史事实”[5]710来认识浪漫主义：在进行19世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后，他反对某些文学史家提出的19世纪进步的浪漫主义“就其性质而论是反资产阶级的”说法，认为这是对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错误认识，也是把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加以绝对化的最后根源。朱光潜并不认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浪漫主义”的说法，他在考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主观性”、“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和“回到自然”是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三个显著特征。其次，朱光潜严格区分了作为“文艺流派运动”和“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现代文学史中诸如“浪漫主义”等的谈论和界定从未停止，如果“把有关‘时期’的术语和有关‘典型(type)’的术语相混淆，把术语的语义学历史和文体风格的实际变化相混淆，那么，这种争论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一致意见”[7]266。朱光潜认为作为文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只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作为创作方法则具有各自的基本特征，在各个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朱光潜举例说明即便李白等人具有浪漫主义倾向，杜甫等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他们运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也不能将其对应为“浪漫主义派”或“现实主义派”，因为这无疑将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文艺流派运动普遍化，这种贴标签的方法是“反历史主义的”[5]721。与此同时对于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朱光潜认为不能将其绝对区别，指出应加强两者的内在联系。在朱光潜看来，真正的艺术必然既要反映现实，又要表现理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例外，只是各有侧重。坚持自我中心、蔑视客观现实的浪漫主义是消极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是对艺术的反动，对现实表现简单抄袭、无视主观理想则会沦落于自然主义。而在创作者身上也往往能看到两种倾向的结合，比如同属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较多倾向于现实主义，而《奥德赛》则更倾向于浪漫主义。主观性是浪漫主义的本质，而现实主义则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在朱光潜看来，创作时应该将两者结合，做到主客观的统一，这也是艺术唯一的康庄大道。

　　四、日本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朱光潜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映照

　　朱光潜认为作为文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限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的西方，“因此不应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在创作方法上具有浪漫倾向或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混为一事，我们不应把浪漫主义派或现实主义派的标签贴到它们上面去”[5]721。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不同于西欧文学史的线性发展历程，而是先有现实主义，之后才出现了浪漫主义。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1885年)中一反之前“劝善惩恶”的主题，提出“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次是世态风俗”[8]41的文学理论，由此“奠定了小说论的基础”，“揭开了近代文学的序幕”[9]66。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9年)深刻刻画了内海文三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呈现了近代化初期日本社会的生活样态，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一时期“日本文学跌宕起伏的波澜大体呈现出一种‘向西欧倾倒’和‘向日本回归’的交替形式”，“日本现实主义的发展受到强权压制时，日本浪漫主义便应运而生”[10]85。日本浪漫主义的兴起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江兆民在《维氏美学》(1883年)中用与古典主义对比的形式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以及森欧外创作《舞姬》(1890年)，只是浪漫主义的孕育发展时期，之后在20世纪初期才以《文学界》和《明星》杂志为阵地，以北村透谷、泉镜花、岛崎藤村和国木田独步等人的文艺评论、诗歌等文学创作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发展。朱光潜指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属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意识形态受制于特定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相较于日本，资本主义在西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在西方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对个人自由在思想上的反映，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1]89。然而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构成基础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是绝对主义天皇制和封建家长制;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发展时间较短，不够充分，软弱无力”[11]33。日本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发展的不充分注定了日本浪漫主义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与拟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的对抗，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出现了“软弱和妥协的性格”“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理论缺乏系统性”等缺点。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写实主义产生于浪漫派式的颠倒之中”[12]16，而这不限于日本，在西欧的文学史上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由此“柄谷不仅否定了西洋中心主义的‘日本现代文学史观’，也颠覆了西洋文学史的线性叙述”[13]243。而这种颠倒线性叙述的发展模式，与日本的政治思想状态密切相关。“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充分意识到事实及其内在联系的过程性、历史性或辩证性，并由此出发理解事实自身。”[14]14朱光潜曾指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不应把这种作为某一民族、某一时期流派的差别加以普遍化，把它生硬地套到其他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艺上去”[1]94。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颠倒”发展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济、政治的特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恰恰印证了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五、结语

　　《西方美学史》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不可否认体现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然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站在阶级立场的批判具有片面性等，但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历史现实条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此加以看待。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美学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其在著作中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的界定，都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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